王永林
“小雪”刚过飘小雪，一场寒潮寒更寒，天阴雨冷，气温骤降。秋衣已抵不住初冬的阴冷，老伴从衣柜里将过冬穿的衣服都理了出来，棉的、皮的、毛线的、羽绒的，看着这么多一年也难得穿一次的衣服，40多年前，寒冬到时方添衣的许多往事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种田人累死累活忙一年，秋季决算分配大多数还倒欠生产队里的钱。再说那时什么生活物资都是计划供应的，吃的、穿的就连抽的烟都要凭发放的各种卡证票券购买，做衣服要有购布证、棉花券，但主要缺的是钱。那时，乡下条件差的，男的冬天无论多冷，上身衬衣外穿一件“滑壳头”的老棉袄，下身套上条锦裤或几条单裤，腰上系条布带，女的也是如此，只是头上添块方头巾；直到春天过去，栽前作稻时才一一脱换成单衣，夏天男的几乎都打赤膊，最多在背上披块给纱布，个个晒得黑黑的。条件好一点的，逢年过节走亲访友能添上几件新的罩衣就不错了。至于孩子，更是穿得五花八门，长袍短套，哥哥姐姐穿不了的弟弟妹妹接着穿，男女几乎都分不清。所以，大多数人家只有在夏天换季、冬天御寒实在挨不过去时，才考虑到添置衣服，而那时街镇没有出售衣服的服装店，集市也被取缔，所以做衣服的人家都要请师傅上门做，一年也就一两回，困难人家两户合起来才能做满一天，做两三天的都是要娶媳或嫁女的。
我记得，读三年级时，那年也刚下了场小雪，母亲对我们说明天礼拜不上学，请裁缝师傅上门做衣服，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，我们高兴极了，眼巴巴地盼着天快亮。广播里刚报完七点钟，只见一中年人一头挑着缝纫机机头，一头挑着机架进了门。父亲当即将两张长凳叠起来，将门板一头搁在凳上，一头搁在饭桌上，搭上个简易案板，母亲将剪回的各种颜色、质地的布料放在案板上，再跟师傅讲明，哪个是给谁做的。那师傅肩上搭着条皮尺，叫我们五六个兄弟姐妹依次排好队，开始量尺寸，嘴里面不停地说着，这是给哥哥做的，这是弟弟、妹妹做的，低头弯腰，动作轻盈，不一会儿就量好了，然后捏着一块跟饼干大小厚薄也差不多的红色划片，一一在衣料上记上尺寸，一气呵成。我看呆了，师傅记性真好，这么多数目记得这么牢，心里佩服极了。
尺寸量好后，便开始裁剪，只见他左手持竹尺，右手持划片，飞快地画着线条，有竖的、横的、圆的，看得我们眼花缭乱，划完了，便拿起一把大剪刀，咔嚓咔嚓剪了起来，整块的布顿时被剪得七零八落，他卷起放在一边。
接着师傅将“蝴蝶牌”字样的机头装进机架，这里一旋，那里一拧，变戏法似的就装好了。随后师傅双脚在踏板上一上一下踩，双手在机台上将布料一起朝前送，只听哒哒哒哒的机器声，一件一件衣服便成形了。母亲也帮着锁纽口，因为裁缝师傅说，天光短要摸夜了，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了，师傅才完工，帮着我们试穿新衣服，件件都合身，不用说我们心里多高兴了。但直到这时，我才发现，大姐在一旁抹着泪水，因为她和父亲母亲一样，一件衣服都没有做。
就这样，我们家每年都会请裁缝师傅上门做一两天衣服，可我再没有第一次看裁缝师傅做衣服时那样高兴了，而且随着年龄增长，心情一年比一年感到沉重压抑，特别是当自己娶妻生子，自立门户后，再给我的孩子做衣时更是如此，因为我看到父母头发一天天灰白了，饱经风霜的脸更憔悴了，自己虽已过了“三十而立”直奔“四十不惑”，但不管怎样努力，拼死拼活地干，生活依然过得紧巴巴的，毫无起色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，农村经济活跃，市场繁荣，种田人生活达到了小康，请裁缝师傅上门做衣也早已成为历史。现今一年四季，什么衣服都是现买现穿，姑娘小伙主要讲究的是式样、质地、颜色、穿着时髦，而不是价格的高低，就连老年人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御寒，更是为了穿着舒适、光鲜漂亮，显示自己儿女的孝顺、生活过得滋润。
望着眼前这些准备过冬的衣服有感而发，又回忆起那些年不堪回首的往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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